中國曆代政權的前 30 年，一定會出現一次重大政治變故，漢唐宋明清皆是如此，本朝也不例外。
這條歷史規律看起來很是匪夷所思，爲什麼歷朝開國的前 30 年一定會出現一次國家級的大震盪呢？
這其中自是有很複雜的歷史糾葛存在，接下來咱們就以未邁過這道「立國門檻」就半道夭折的太平天國爲例，聊聊這條奇特的歷史規律。
該規律的完整表述——自秦統一中國後，只要中華大地上建立起大一統政權，那麼開國的前 30 年間，一定會出現一次重要到無可復加的重大政治變故。這次變故的最終勝利者，會對原來的朝廷機制做出一定的調整或改變，而改變後的朝廷制度，纔是該朝的真正底色所在。
漢之呂后稱制、唐時的玄武門之變、宋之燭影斧聲、明時的奉天靖難，清時的多爾袞孝莊叔嫂當政，都是該客觀規律在中華歷史中的真實再現。
說實話，這條歷史規律看起來很是匪夷所思，爲什麼歷朝開國前 30 年一定會出一次重大變故呢？
難道冥冥中真的有某種不可知的天意存在？
其實倒也沒那麼玄學，真正的原因是，歷朝歷代開國成功後，由於失去了爭天下的外部大敵這一共同目標，起義集團內部會因權勢利益的爭奪而迅速轉向內鬥。
在這個鬥爭過程中，集團內部會因出身、立場和價值觀的差異分化成幾個不同的勢力——后妃、宗室和勳貴。
隨着太祖的老去，這三大勢力間的衝突將越來越激烈，當時機進入某個特殊時間點（如太祖崩逝或某件重大歷史事件發生）時，各方積累多年的矛盾會因太祖「壓制力」的消失而被引爆，這時後妃、宗室、勳貴將三方決勝，以決定大位最終歸屬。
后妃勝出，則由后妃攝政，成功例子如呂雉、孝莊等；
宗室勝出，則帝位落入太祖兄弟或最強兒子的手中，成功者有李世民、趙光義、朱棣等；
至於勳貴勝出這種事，呃，目前只在現實和網文小說裏各發生過一次——網文《臨高啓明》裏，五百開國家族組成了一個講究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永遠光榮正確的「澳宋元老院」，帶領着澳宋人民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永遠地贏下去。
太平天國雖非大一統政權，但由於其爲漢人所立，深受中華文化影響，因此天京政權建立後，也遵循了這一歷史規律，所以纔有了天京事變的爆發。
翻開史書，相關史料會明明白白地告訴我們，天京事變的起源在於「洪楊爭端」，不過史書並沒有進一步地闡明，「洪楊之爭」的本質，其實是相權與君權的鬥爭，是天國內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一次大規模的脫鉤決裂。
洪秀全手握君權，楊秀清掌握相權，兩人都想當實際上的話事人，爭端由此產生。
1856 年 6 月，太平軍攻破清軍江北江南大營，此戰讓清廷岌岌可危，太平天國形勢一片大好。楊秀清見此情形，以爲太平軍不日將奪取全國，又覺得此戰主要是由他發起，功勞甚大，於是便想趁此機會奪洪秀全之權，逼洪秀全封自己爲「萬歲」。
洪秀全見狀，自是知道楊秀清已起篡逆之心，於是密召北王韋昌輝、翼王石達開帶兵回京，誅殺楊秀清。
1856 年 9 月 4 日，韋昌輝領 3000 精兵先抵達南京，佐天侯陳承瑢祕密打開城門，迎韋昌輝及其部屬入城。
當晚凌晨，韋昌輝領軍突襲楊秀清的東王府，楊秀清和其家人下屬被屠戮一空，之後又以搜捕「東黨」爲名，大肆剷除異己，天京城內 2 萬餘人被殺。
十餘日後，從湖北啓程的石達開回ẗù₇到南京，知曉慘事後痛斥韋昌輝，稱其濫殺無辜，韋昌輝大怒，欲將石達開一同除去。
石達開得知韋昌輝要殺他，連夜縋城逃出城外，韋昌輝聽到消息後惱羞成怒，竟將石達開一家老小處死。
石達開逃回安徽後，立時舉兵「靖難」，洪秀全見事情已逐漸脫離他掌控，於是下令將韋昌輝貶爲「北奸」，同時迎石達開回返南京。
韋昌輝見大勢已去，當即棄官逃亡，不久被南京軍民抓獲，洪秀全下令將其處死。
石達開回到南京後，洪秀全爲安撫人心，命石達開「提理政務」，石達開由此成爲僅次於洪秀全的「天國第二人」，或者說，石達開接替楊秀清掌握了相權。
但君權天然就是猜忌相權的，加上石達開威望太高，極受天國軍民擁戴，於是洪秀全又開始猜疑了。爲避免再來一次「天京事變」，石達開只得赴安慶另起爐竈，太平天國力量由此一分爲二，埋下後來滅亡的伏筆。
天京事變是太平天國由盛轉衰的一次標誌性事件，它的爆發，令太平天國的總體力量在內訌中遭到極大削弱。如被韋昌輝處死的 2 萬餘人，其中相當部分是爲政經驗豐富的天國官員和身經百戰的天國將領，而這些人只不過工作崗位身處楊秀清負責的體系中，就全部被誅殺殆盡，如此太平天國怎能不元氣大傷。
天國之衰，由此而始！
其次，天京事變引發了太平天國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大決裂。
正如每個政權實體都存在保守派和改革派一樣，太平天國同樣有保守和進取兩大勢力的存在。
其中楊秀清、石達開以及後來的洪仁軒都屬於太平天國的改革派，這些人雖然登上歷史舞臺的時間不同，但他們有個共同點——都意識到了太平天國政權自身存在嚴重不足，希望在政治和軍事上對太平天國進行重大改革。
（注：洪仁軒，太平天國後期的改革派代表人物。1859 年之後，隨着太平軍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洪秀全已意識到天國體制不變不行，不改就得亡國，所以纔開始重用從香港回來的洪仁軒）
而與上述人等相對的，則是以洪秀全爲首的保守派。
保守派並非是說人的思想守舊，畢竟洪秀全的思想並不死板，相反他還搞出了先進整整一個時代的《天朝田畝制度》，就憑這點，洪秀全就不是個守舊之人。
（注：天朝田畝制度，按「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則把田地平均分配給農民，該政策頒佈後，因天國其他上層人士的歷史侷限性，加上現實條件不允許，太平天國最終並未在其轄區內實施）
既然思想不是判斷一個人是否保守派的標準，那要怎樣才能知道一個人是不是保守派呢？
答案：看他是否是現行社會運行機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如果是，那他就是保守派。因爲在現狀之下，他是獲益者，那他自然不願改變現狀，在思想和行爲上就會趨於保守。
如果不是，那這人就是改革派。原因同上，在現狀下，他無法獲益或獲益很少，那他就一定是堅定的改革派，因爲只有現行機制有了相當的變化，他才能從中獲取新的機會，發展自身。
所以保守派和改革派只有立場不同，而無高下之分，更沒有誰更正確這種說法，只因在不同歷史時期，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正確正當性」是不斷變化的，有時是改革派符合歷史潮流，有時又是保守派更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事實上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標準，來判斷二者誰對誰錯。
就太平天國而言，早期起義的人大部分都屬保守派，這批人在建都南京後，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個不錯的位置和較高的待遇，因此他們不希望「老規矩」發生變化，這批人緊密團結在洪秀全周圍，以洪秀全這一最大的保守派爲旗幟，與改革派爭鬥。
而另一邊的改革派，其主要成員爲後加入的太平軍官員和士兵，由於保守派入夥較早，佔了太多利益，令他們沒了太多上升空間，因此這批人要求改變現狀，給他們這批「後來者」更多的機會。
在定都南京之前，鑑於外部清軍的巨大威脅，這兩派還能齊心協力，共同爲活下去而精誠合作。但建都南京之後，有了穩定的地盤加上一系列軍事上的勝利，使得天國政權進入一個短暫的「安全」階段，就是在這個空當裏，兩派因長期爭權奪利而積累下來的矛盾突然爆發，並最終導致了天京事變的出現。
所以天京事變不只是洪楊私人恩怨和他們各自野心膨脹的緣故，而是洪秀全所代表的保守派力量和楊秀清所代表的改革派力量的一次總決鬥！
理清了這個思路，太平天國上層內訌的真實原因也就一目瞭然了。
事實上不只是太平天國如此，歷史上每一個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大一統政權，在政權建立的前 30 年間，保守和改革兩派一定會因利益衝突和「將來的路怎麼走」而爆發一次殊死較量，勝者成爲未來指引中國前進的舵手，輸了的，那史書上就是「功幾分過幾分」的評價了。
尼采說，這世界沒有真相，只有角度。
我深以爲然。
以上，便是太平天國運動失敗的第一大原因——天國因保守派和改革派的矛盾衝突致使軍事力量產生分裂，以至太平軍被各個擊破，並最終覆滅。
然而，這只是軍事上的原因，其實就現代歷史研究的結果看，太平天國的滅亡，還同時存在政治和經濟兩大方面的因素，而這兩點，纔對今日處於內外矛盾中的中國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
而要講清天國財政，第一個逃不開的問題，就是「太平天國寶藏之謎」。
1862 年 5 月，曾國藩之弟曾國荃，率部沿長江而下，直趨天京，天京保衛戰爆發。
此戰一共打了整整三年，雙方參戰部隊清軍約七萬餘人（含萬餘水師），太平軍則超過三十萬人，最後的結果卻是太平軍輸了。
這是近代戰爭史上一個著名的謎團，湘軍兵力僅有太平軍的四分之一，雙方裝備差距也不大，畢竟兩邊都在洋人那買槍買炮，但最後卻是人少的湘軍一方取得了勝利，實是令人匪夷所思。
要知金田起義時，太平軍戰鬥人員僅 3000 人左右，後來加上天地會武裝、貴縣礦工以及早期流民的加入，作戰兵員也不過萬餘人而已，但就是這萬把人，戰鬥力卻高的出奇，數次大敗數倍於己的清軍，這纔有了後來的天國政權。
但到十多年後的天京保衛戰時，太平軍幾十萬大軍居然都幹不過幾萬湘軍，這其中固然有湘軍戰鬥力較強的緣故，但太平軍那也是血戰出來的百戰之師，憑什麼太平軍數倍於對方的兵力卻仍然打不贏呢？
答案此處先放一放，後面自會講到。
1864 年 7 月 19 日，天京城破，李秀成見事不可爲，當即返回天王府護衛幼天王洪天貴福向外突圍，但最終突圍失敗，二人皆被清軍俘獲。
而另一邊的曾國荃，城破之後第一時間便直奔天王府而去。無他，天王府聖庫存放着太平天國這些年來積累的鉅額財富，當時不光曾國藩想用這筆錢勞軍，便是遠在北京的慈禧恭王等人，也盯着這筆鉅款，想着用這錢貼補這些年清廷因連年大戰而造成的財政虧空。
誰知曾國荃打開聖庫後，卻是眼前一黑，一聲痛呼：「吾命休矣！」
原來聖庫裏竟空空如也，所有錢財不翼而飛。
當然，金銀珠寶飛沒飛誰也不知道，畢竟上述「聖庫已空」的情形是後來曾國荃對他的親信講的，賊喊捉賊也不是沒有可能。
據 1866 年《上海新報》報道「曾中堂之太夫人，於三月初間由金陵回籍，護送船隻，約二百數十號」，這條記載被很多人認爲是曾家搬運太平天國藏寶的證據。
那麼天王府聖庫的財寶究竟是不是曾氏兄弟瓜分了呢？
說實話，沒人知道。
事實上世人只知湘軍破城後大索全城，把全南京的錢財都搜刮了一遍，但這其中是否包含聖庫庫銀和庫內所藏珍寶，那就無人知曉了。
關於天國藏寶，曾國藩曾就此事專門向清廷解釋說「克復老巢而全無財貨」，理由是太平軍喜歡「以金銀挖窖埋藏」，而湘軍入城後「四處掘窖，絕無窖金」。
這番說辭，極爲勉強，不過當時湘軍勢大，不管慈禧心裏信不信，她表現出來的態度那是必須要「信」的，不然湘軍鬧起來，清廷就真Ṭū́₄沒戲了。
總之曾國藩一番「解釋」後，此事就此不了了之，之後太平天國寶藏徹底成了一個謎，沒人知道這筆驚人的財富究竟去了哪裏。
在下作爲瓊斯博士的粉絲，一直對此類神祕寶藏事頗感興趣，所以對太平天國留下的這筆錢，特意去查證了一番，結果卻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這筆寶藏，在歷史上居然有三次疑似現身。
同治年間，即太平天國運動失敗後不久，南京城裏忽然冒出一名叫蔣壽山的富商，時人稱「蔣百萬」。
此人早年履歷很清楚，生於道光年間，家中貧寒，從小靠給別人趕驢子爲生。
然後離奇的事來了，太平天國覆滅後，經常喫了上頓沒下頓的蔣壽山，居然一夜暴富成了江南地區有名的大富豪。
要知道「突然暴富」這種事在當時的南京是絕無可能的，因爲天京之戰後，整個南京城及周邊地區都被湘軍刮地三尺，無論地主還是農民，所有人都窮得叮噹響，就這種經濟環境下，南京地面上就不可能有人一夜暴富。
所以蔣壽山的發家，很是讓人疑竇。
後來民間有傳聞說，蔣壽山之所以發大財，是因爲他在清涼山（今南京清涼山景區）上挖到了太平軍埋藏的 24 箱財寶，這說法一直流傳至今，沒人知道是真是假。
不管怎樣，蔣壽山這人在歷史上確實是真實存在的，現在的南京市秦淮區還留存有一座豪華無比的「蔣壽山故居」，屬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
如果說蔣壽山的事尚不算確證，但接下來這個人，卻是基本上可以確定他得到了一部分太平天國遺存，而且其得寶之地，就在南京城內！
李麗久，河北寧津人，少時拜師習武，後成爲民國著名拳師。
李麗久曾教過周佛海武功，憑藉這層關係，1940 年他從貴陽跑到南京投靠了汪僞政府。
見故人來投，周佛海也沒虧待他，給他安排了一個「鹽務總署副處長」的職務，不久後，他又升任僞中央稅警學校總隊長兼武術教練一職。
1942 年，李麗久加入了一個叫「一貫道」的反動會道門幫派，該邪教爲汪僞 76 號特務機關的外圍組織，李麗久加入後，很快便成爲該組織在南京地區的負責人。
抗戰結束時，李麗久已升任華南地區的「一貫道」總壇主，由於「一貫道」在抗戰時曾爲日本人和汪僞政府做事，因此戰後被國民黨定性爲「漢奸組織+妖言惑衆」，意欲取締並追究組織者責任。
李麗久得知消息後，心急如焚，當即找到自己在國黨裏的舊識陳誠、何健等人說情擔保，「一貫道」才被保留下來。
然後詭異的事來了，1947 年冬，這位李總壇主不知做了什麼，竟是突然暴富。不僅大量購置田地房屋，還派手下至江陰、武進、無錫等地大量拉人入會，先後有上萬民衆入了他的「一貫道」，凡入會之人，李壇主一律發放三鬥米和相當數量的布匹。
這在當時是一筆龐大的支出，李麗久本身並無財源，他又是從哪裏得來這許多財物的呢。
有一次他與鄰居聊天時說漏了嘴「我現在有的是錢，幾輩子也用不完。」
後來有人發現，此人出手的財物中，多爲太平軍鑄造的銀錠和使用器物，由此推斷出，他應是偶然得到了太平天國的部分遺留。
李麗久其人其事，史上有確鑿記載，非是民間傳說可比，這是天京藏寶比較確定的一次現身。
第三次是 1958 年，一羣工人在南京鼓樓區古林寺大鍊鋼鐵，無意中發現一堵殘牆下有道極深的裂縫，內中空間不小，且隱約有大壇在內。工人們立刻報告上級，進行挖掘。
這輪發掘共挖出十幾壇清末時期的銀元寶和玉器，此事當時並未見諸報端，但從元寶特徵判斷，基本上可以確定這批窖藏與太平天國有關，只是數量較少，後推斷可能是某支被打散的太平軍部隊所留。
畢竟天京城破時，南京城已被湘軍團團圍住，若攜帶這十幾Ṱù₅壇銀子財物突圍，那多半會被清軍半途截留，因此太平軍突圍前將這批財寶埋入地下，也算是情理之中。
關於天京寶藏，還有一些說法，比如一直有傳言講寶藏埋在南京通濟門下，只是 1912 年和 2005 年兩次發掘，卻什麼都沒有發現。
歷史上這幾次「天京藏寶」隱約現出的身影，令這個位屬「全球十大寶藏之一」的「天國遺存」更爲後世所憧憬，難道今日南京城裏的某個地方，真埋的有太平天國時期留下的鉅額財富？
這一千古之謎，世間無人知道答案。
不過天無絕人之路，現代發現的太平天國史料尚算豐富，既然直接探查的路走不通，那我們不妨從其財政收支的角度，去追溯一下這批珍寶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太平天國的財政問題，歷來爲清史研究的熱點之一，無他，太平天國的稅收制度太詭異了，稱之爲古往今來第一奇葩都不爲過。
就目前來看，太平天國的財政制度，除正常的田賦和其獨有的聖庫制外，還存有進貢制、捐輸制、打先鋒等多種奇特方式。
先聊一聊那個被視爲「原始共產主義」的聖庫制度。
關於聖庫制，現代已研究的非常透徹，其最初起源於太平軍起義軍費的籌集。
世人皆知，造反需要經費，因此金田起義之初，洪秀全下令在太平軍內設「公庫」，要求所有投獻、捐獻、繳獲的財物一體納入公庫之中，然後太平軍「全體衣食俱由公款開支，一律平均」。
該制度的設立，在起義早期吸引了大量無產者，畢竟加入太平軍就有衣穿、有飯喫，這對當時已快活不下去的兩廣流民而言，無疑是給了一條活路，因此早期太平軍的戰鬥力極強，因爲人人都在爲活下去而拼命。
只不過世界是動態變化的，聖庫制雖然適合起義之初的情形，但在太平天國政權正式建立後，該制度就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和需要了。
不適應的原因有二：
第一個毛病咱們在「大鍋飯時期」曾經歷過，平均分配無法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
建國初期的人民公社運動早已證明，勞動者在所獲一致的情況下，其最終結果一定是所有人一起「打醬油」，長此以往，一定會造成生產效率低下、阻礙經濟發展的嚴重後果。
太平天國當年在這事上同樣喫了大虧，由於長期搞平均主義（聖庫制），導致收入太少不敷所出，因此天國政權不得不用其他方式來補充財政收入，這也是天國財稅收入方式千奇百怪的根本原因所在。
聖庫制存在的第二個問題，是「原始共產主義」在當時不具備現實操作性。
洪秀全想搞原始共產主義，這種想法是好的，但現實作用和意義卻是一丁點都沒有的。
畢竟太平天國說破天，也就一農業社會，這種社會形態去搞共產主義這種需要天量生產力支撐的社會制度，純屬找虐。若強行搞下去，其最終結果一定會演變成封建官僚階級打着平均分配的旗號，卻事實上對整個社會財富進行佔有和剝削的「新封建社會」。
太平天國後期的社會形態和分配形式完全驗證了這一點，洪秀全成了至高無上的「教主皇帝」，而太平軍各級官員和將領則成了完全不被約束的新官僚階級，他們可以毫無忌憚地從「公共聖庫」中「按需取用」一切物資，而普通百姓從聖庫中分到的食物衣服，卻連最基本的生存需要的都難以保障。
窮奢極欲的天王府、洪秀全後宮中的兩千美貌王娘，對應的是當時南京城中食不果腹的數十萬太平軍底層軍民，如此ťůₛ鮮明的對比，早已說明了一切。
除上述聖庫「捐獻+繳獲」的收益外，太平天國的另一大收入，來自於「打先鋒」。
在天國運動前期，太平軍「打先鋒」的對象很明確，就是各地的地主、富戶。其具體操作是，太平軍每到一地，便尋來當地最窮苦的佃戶或平民，然後讓其指認出當地最有錢的幾戶地主士紳，接着太平軍尋上門去，抓人抄家便可。
例如 1852 年，太平軍攻破湖南桂陽縣，當地有一林姓豪門，太平軍從該豪門身上，僅繳獲的白銀便有二十萬兩之多。
由於「打土豪」來錢迅速、效果突出，因此該方式深受中國歷史上各類造反團體的喜愛，無論李自成、太平軍還是辛亥時期的革命軍，都曾打擊過土豪劣紳。
遺憾的是，到了太平天國後期，因連年大戰軍費喫緊，一些地方的太平軍竟然將「打先鋒」運動擴大化，把一般平民百姓家庭也納入了「打先鋒」的範圍，給一些地區的百姓帶來了深重災難。
據《宣平縣誌》記載，在浙東麗水，太平軍用「打先鋒」籌措軍糧，「富者倉廩皆罄，貧者亦升斗無餘」，搜刮民財到了這種地步，這時其行動的正義性自然也就蕩然無存了。
其三，太平軍財政收入有一部分來自於其特有的「進獻制度」。
早在金田起義之初，太平軍很受老百姓歡迎，不管打到哪裏，沿途百姓都是「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清廷對老百姓的長期壓迫和剝削，加上積累了兩百多年的滿漢矛盾，令太平軍得到廣大人民羣衆的全力支持。
爲方便管理各地民衆「投獻」的人員和財物，加之爲顯示自身的「天命正統」性，太平軍將民間的這種自發「進獻投效」進行了規範化和制度化，形成了最早的「進獻制度」。
隨着太平軍控制地盤的不斷擴大，上述「進獻制」進一步完善，其形式也由各地民衆的「自發進獻」逐漸變成了太平軍的一項強制性規定，以至於後來太平軍每攻克一地，便會命令地方上「共效壺漿之獻」，即讓該地民衆進貢一筆錢糧物資，以表忠心。
在太平天國早期，這種進貢還帶有較爲明顯的政治含義，一般會有「棗、栗、燈、雞」四種禮品，意爲「早日登基」，因此此類「進貢」更多地是一種儀式，表示地方歸順的意思。不過到了太平天國中後期，在天國財政極度緊張的情況下，這種「進貢」開始轉變爲各地太平軍收受錢糧的一種固定方式，不光會規定收取的時間，還會規定收取的額度。
爲讓民衆「進獻」方便，太平軍會在當地設置一處「進貢公所」，以專門收取該地各鄉各村送來的貢品。交完貢品後，太平軍會發給一張「貢照（貢品收據）」，若遇到太平軍部隊，拿出ṭū⁹此貢照便可證明爲「自己人」。
設立公所，收錢給收據，同時繳費者還可憑收據證明自己爲「天國良民」，進獻制發展至此，事實上已成爲一種較爲完善的稅收制度。
對早期的太平軍來講，聖庫制的施行，加上被克之地「打先鋒」和「地方進獻」等收入的額外補充，撐起了太平軍起義之初的大筆軍費支出，因此早期太平軍是沒有花錢方面的憂慮的，而這種財政上極大寬裕帶來的對政權的強有力支撐，也真實反映在了太平軍與清軍的作戰中——起義前期，太平軍取得一系列對清軍事上的勝利，地盤迅速擴張。
轉折發生在太平天國正式立國、定都南京後。
因爲立國後，太平軍就不再是流寇性質的武裝團體，而是正式成爲了一個「建國定製」的國家政權，既是正規政權，那自然不能再靠掠奪來獲得收入，而是得通過發展生產、收取稅收來獲取政府收益。
所以天國政權建立後，立時派石達開前往安徽，試圖從安徽開始建立起屬於太平天國自己的田地稅收系統，令百姓「照舊交糧納稅」。
石達開入皖後，也不負衆多老兄弟期望，很快在安徽各地設立鄉官、丈量田畝，「令按畝收銀糧，以資軍實」。
經過近 2 年的努力，石達開於 1856 年天京事變之前，成功在安徽建立起較爲完善的田賦稅收機制，而石達開也正是憑此大功，在太平天國內部諸王中脫穎而出，擁有了崇高的威望和地位。
因爲在諸王看來，石達開建立起田稅系統，等同於建起了「國家根基」，有了田賦這一源源不斷地穩固稅基，天國事業必將千秋萬代，萬世不易。
但實際情況卻是，太平天國開始收農稅後，卻僅撐了十年不到就完蛋了，這是爲何？
答案：時代變了……
天國上層當時因爲歷史的侷限性，並未意識到一旦他們放棄自身的無產階級屬性，放棄支持他們的廣大民衆，開始學習封建朝廷依靠地主階級繳稅養活天國政權時，他們其實就離失敗不遠了。
下面表格是現代統計的太平軍蘇浙控制區 1860—1863 年的田賦稅率。
以吳江一地爲例，1861 年時吳江每畝田稅爲「糧二斗六升，錢三百六十文」，這個稅率即使放在舊中國也相當炸裂。
要知道晚清時江南地區水稻平均畝產量也就 2—2.5 石左右，其中地主收走 5-6 成，太平軍又拿走差不多 2 成，如此一來，留給農民的僅爲年收穫量的 1-2 成多一點，這點糧食，如何夠喫？
這種情況下都不用清軍來打，老百姓自己就和太平軍勢不兩立了。
此外，爲多收錢糧，太平軍還恢復了浮收加收、踢斛淋尖等舊清時的陋習，爲此太平軍還專門找來精通此類陋規的「前ṱű̂ₚ清人才」來幫助收糧。
極重的田稅稅率再加上收糧陋規的重新出現，令太平軍治下的民衆非常不滿，有人嘆曰：「困貪官久矣，以致皇輿（清王朝）板蕩如此……豈知（太平天國）用故衙門胥吏，仍貪酷舊規……百姓大怒。」
所以太平天國後期，實際上已失去了早期「反封建反壓迫」民族革命的先進性，而蛻變成了一個落後保守的、而且還帶有宗教色彩的封建君主政權。
在老百姓眼裏，此時的「長毛」和「清妖」已沒多大區別，甚至在相當部分人眼裏，因太平天國「打先鋒」和「進貢制度」的存在，它還不如清廷。
太平軍兵員說到底還是百姓Ṫų⁶子弟，失去了人民羣衆的支持，太平軍部隊的戰鬥力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崩潰，所以起義初期悍不畏死、勇猛無畏的太平軍，到了天京保衛戰時，便是十倍兵力也打不過少的可憐的湘軍了。
無他，就是老百姓不認可你了，只要一打仗，兵士們就是一觸即潰，所有人都只想跑路，根本無意保衛太平天國這個腐朽封建的落後政權。
當然，一開始天國上層並未意識到自身的階級基礎已被自己親手瓦解，相反還自我感覺良好，認爲廣大民衆會因爲民族矛盾而永遠支持他們「殺清妖」，因此在田稅基礎上，天國的權貴們在老百姓身上又加了一層人頭稅——火藥捐。
火藥捐，又稱紅粉捐或出灰錢，此項捐納分正捐和臨時攤派兩種。
正捐一般是按戶爲徵收對象，每畝地收紅粉錢六十文，然後從稻穀結穗開始，還要額外收取個「看稻錢」，每畝每日收取一文，按每年平均 3 個月的稻穀結穗時間計算，這裏每畝又得上交九十文。
當遇上軍費喫緊了，有些地方還會在正捐之外再搞個臨時攤派，例如規定某州某縣繳納多少兩銀子，任務分解到各鄉鎮，最終還是由老百姓承擔。
火藥捐是太平天國最富特色的稅種之一，這個東西的出現，給天國治下人民帶來極其深重的災難。
一是這筆錢負擔極重，而且是在田賦正稅之外額外收取的另一項費用。
如前所述，該捐的執行標準爲 60 文/畝，再加上 3 個月的「看稻錢」，一年下來，每畝地百姓就得多交 150 文錢，等同於畝產量的 1 成，如此高的收費標準，已算是重稅了。
二是「火藥捐」收取的隨意性太大。
「火藥捐」最主要的作用是補充太平軍的軍費，但衆所周知的是，自太平軍成立的那一天起，就無時無刻不在打仗，所以太平軍的軍費是長期短缺的，如此一來，這「火藥捐」就變成了隨時都在收的一項攤派。
這種隨意性極大的「捐納」，對老百姓的傷害極大，要知當時便是富裕的地主家庭，也是數着米過日子的，今天喫了幹，明天就得喝稀，這等脆弱的小農經濟，豈能承受的起如此繁重且隨意的攤派？
所以太平軍這麼搞，最終就是破產農民越來越多，搞到最後，江南大部分地區的農業生產都被破壞，沒了農業生產天國政權就收不了稅，然後財政破產，並最終被清廷幹掉。。
事實上歷史上的太平天國，就是按上述步驟一步接着一步走向滅亡的。
這時我們再回到最初的那個問題——太平天國究竟是怎麼覆滅的，一切就都清晰了。
太平天國運動進入中期階段，即定都南京以後，此時太平軍由四處流動的起義軍轉變爲擁有固定疆土的割據政權，由於這種從「打天下到坐天下」的過渡週期太短，加之天國上層均爲農民出身，缺乏實際執政的經驗，因此起義集團在國家治理實踐中犯了許多錯誤。
其中包括在政權尚未穩定、外敵仍然十分強大時，起義集團內部竟爆發了因爭權奪利而起的特大內訌，以致太平軍軍事力量被迫分裂，並最終被清軍各個擊破。
此外，在政治制度上，太平天國過早地失去了「無產階級起義+民族獨立」的革命先進性，由一個進步的政體迅速變質爲封建皇權體制，同時因石達開建立起的封建田賦稅收系統，其階級基礎也從原本的無產階級勞動者轉變爲地主階級和新興的太平軍軍功貴族階級，以致晚期的天國運動徹底蛻變爲一個封建帝制政權，並由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沒有了人民支持，天國政權統治成本開țü₆始變的奇高無比，同時在人財物等資源的動員效率上，也大大不及以往，再加上疆土不再擴張，導致戰場繳獲和「打先鋒」等收入的減少。
在此情況下，恰逢天京事變，於是深藏已久太平天國財政危機徹底爆發——對內，因財政收入不敷使用，因此不得不加大對治下民衆的盤剝，以致民怨沸騰，並最終失去民心；對外，因爲沒錢而致軍費緊張, 再加上民心的丟失，於是戰場上太平軍戰鬥力迅速下降，並由此導致了後面的一系列軍事失敗。
因此, 太平天國的覆滅，事實上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如果非要找個主要原因，只能說是當時的天國上層存在歷史侷限性，在主觀上, 缺乏對革命的清醒認識，在客觀上，也沒有後來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進行指導，以致太平軍在起義成功後卻找不到新的出路, 而最終只能回到封建王權的老路上去。
由於太平天國晚期財政極其緊張, 特別是最後的天京保衛戰又打了足足三年，即使之前天國政權有些財政節餘，在連年大戰下, 能剩多少實不容樂觀。
因此從財政角度講, 天國留有鉅額寶藏之說是不大站的住腳的, 但歷史上天國藏寶確實又有幾次現身，這又是爲什麼呢？
個人猜測, 估計是太平軍各部突圍時將軍費窖藏所致。
如前所述, 1864 年 7 月 19 日, 天京城破，此時城中太平軍不得不集體向外突圍，那麼在突圍之前, 各部將部隊軍費和各級官兵身上較爲值錢的財物收攏在一起，挖個深窖埋藏實爲尋常事, 當時的南京城城區範圍其實不大，後面有幸運兒偶然得到太平軍某部遺存, 亦屬正常。事實上 1958 年那次太平軍窖銀的發現, 就已經說明了一切。
參考文獻和資料：
《清史稿》；
《金陵雜記》，清，滌浮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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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京保衛戰攻守雙方兵力問題初探》，社會科學輯刊，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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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貫道」的罪惡內幕》, 文史春秋, 2003；
《略論太平天國的災荒、糧食問題》, 長沙大學學報, 2009；
《從密議、密函到明詔：天京事變爆發的複雜醞釀——兼辨太平天國的盛衰分水嶺問題》，中國政法大學，2017；
《太平天國財政動員研究》, 上海財經大學，碩士論文，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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