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紅安出生在一個條件極好的家庭，又是獨生女，可以說是父母傾註心血悉心教養的女兒了。少女時代，她家的沙發上永遠鋪著漿洗過的白色蕾絲蓋布，父母永遠穿著一絲不皺的軍便服。這樣家庭的女孩兒，工作後大致方向便是教師、文職，都是安穩有保障的好工作。找對象更不必提了，大把根正苗紅的好青年攥在介紹人手中等待著她的父母點頭。
蔣紅安決定要做一名保育院老師。按理說，父親打一打招呼，她就可以到離家很近的單位附屬幼兒園去。那裡的領導、孩子的家長都是父親能說得上話的人，自然用不著她受一絲一毫的委屈。
可她偏偏想要去一所普通的幼兒園。那裡的家長都是普通工人群眾，條件挺不好，孩子又多，工作又忙得不得了。
還沒等父母同意，她已經憑借優秀的幼教水平被那邊錄取了。父親也沒甚麼好反對的，固然怕她吃苦，可她這樣有志氣，深入群眾有甚麼不好？
就這樣，18 歲的蔣紅安便成為了「紅星幼兒園」的一名保育員。其他教師都是四十歲以上的大姐，有著豐富的幼教經驗，她們也不知道這個新來的小姑娘是甚麼家庭背景。問起她來，只說是普通教師家庭的子女。一開始，她十分快樂，孩子們都特別喜歡這個年輕漂亮的「姐姐老師」。可是幹著幹著，她開始覺得不安了。
孩子們每天在園裡的活動都十分嚴格，上午做手工，中午午休，下午做游戲。午休醒來，一排排的小孩子就像工廠流水線上的商品，一個接一個接受老保育員們粗暴地穿衣、梳頭、灌水。凡是「不聽話」的孩子，大姐們兇極了，班裡有一個最頑皮的男孩子還被踹過好幾腳。她們重男輕女，對待男孩子滿口贊揚，班裡各種雜物事都交給女孩子去做。她們還拿孩子取樂，當著孩子們的面便講出許多不合適的批評和造謠來。
蔣紅安不知為甚麼，那些大姐看不到被呵斥、被誤解的孩子們眼中的恐懼和受傷，她們對待孩子就像對待盛在鐵飯桶裡的大鍋飯，一勺一勺，都要老老實實，讓我們幹起工作來輕松省事兒才好。這些也還算好，大部分幼兒園恐怕都是這樣。
最讓她難受的是老師對不同家庭條件的孩子的區別對待。
班裡有一個名叫董建的小男孩。蔣紅安了解到，他的父親是一個勞改犯，關進去之後親生母親就跑了。奶奶是個盲人，看不住孩子。在他兩歲時，跑進廠區，手臂被卷進機器裡，現在只剩了一只手臂。他在幼兒園裡永遠極安靜，也懂事，從來做老師不允許的事，小小一個人隱藏在孩子們之中，仿佛害怕被人看到。可他那破舊的衣服、空蕩蕩的袖子，又總是那麼引人註目。老師們卻總是有意無意地給他穿小鞋。比如打飯時只給他打一個饅頭，裝作忘了給他打菜。比如當著他的面大聲地議論他的父親犯了甚麼罪，他身上穿的那些破爛又是何等的寒酸。
一天，蔣紅安正在給班裡的女孩輪流紮小辮，聽到了男孩子那邊傳來悽厲的哭聲。沖過去一看，一個壯實的小男孩正在哇哇大哭。他指著董建說：「他揍我！他要殺我！」
董建沒有為自己辯解，可是他臉上一大塊紅腫，一看就是被打過，衣服上也滿是塵土。
「真是老鼠生的兒子會打洞！」一個老師一邊尖聲罵著，一邊擰住他的耳朵：「你還打人？早晚也是個勞改犯！」
「幹甚麼啊？！」蔣紅安大吼一聲，其他老師都嚇了一跳。她推開擰著董建耳朵的老師，蹲下身來面對著他說：「你跟老師說，你為甚麼要打他？是你先動的手嗎？」
董建緊緊咬住自己的嘴唇，小臉皺成一團。他拼盡全力想忍住眼淚，但畢竟年紀太小了，眼眶裡不爭氣地湧滿了眼淚。
蔣紅安見他這樣子，心疼得顧不得別的，對那些老師吼叫起來：「別的孩子父母俱全，一個爸爸四個叔叔都在車間一線，所以他就不可能先動手嗎？董建除了眼盲的奶奶一個親人也沒有，他就活該被打被罵被冤枉？！」
蔣紅安把他上下檢查了一下，發現在他完好的那只手臂上，有一個牙印。下口極狠，隔著衣服都流出了血。
「走，老師帶你去醫務室。」
「大夫今天不在。」其他老師都冷冰冰地看著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
「那就去外頭的醫院。」她用瘦瘦的手臂一把抱起董建，帶著他離開了這裡。一腔怒火跑了老遠，累得不行了，把孩子放下來時才發現他淚流滿面。
「怎麼了？哪裡疼？還有哪裡受傷了？」
小小的男孩用受傷的手臂摟著蔣紅安的脖子，盡力地說：「是他先打我的，他說要把我的胳膊咬下來！」
「好了，好了，老師相信你。」蔣紅安輕輕擁抱住這個可憐的小孩，「你的胳膊要疼好幾天了，老師買好藥，送你回家，你就好好地休息。」
到了董建的家，她第一次見到了董建的奶奶。老人像一截枯木，只能憑著記憶完成日常生活的自理。家事做完後，就安靜地坐在牀上，仿佛跟屋子融為了一體。
蔣紅安本來想告訴奶奶，孫子在學校挨了欺負。可見到她的糢樣她便沒有說。說了又有甚麼用呢？
「怎麼回來啦？你又闖禍啦？」奶奶狠狠打了董建兩下，看起來手臂揮得挺高，其實輕輕地挨在孩子身上。
「沒有，沒有。董建是最乖最懂事的孩子！」蔣紅安忙不迭地說。
「我這孫子，可憐吶。跟著我老婆子連飯也吃不飽。」蔣紅安給董建上藥時，便耐心聽著奶奶絮絮說著孩子的命苦。說到他從前老從幼兒園裡把饅頭塞回家來，被老師抓住了，說他是個小偷。
怪不得她們現在連菜都不給他打。
蔣紅安下班後回到家，沉默無言。她心中醞釀著一個計劃，年輕的心正在盡力地運籌帷幄，等到想得周全後，便對父親說：「爸，我想自己開一個幼兒園。」
「甚麼？！」
「我想開一個幼兒園，所有的孩子都是平等的。不分家庭是幹部工人，也不分資本家勞改犯，不分男女。孩子們可以隨便玩耍學習，還有可以盡情地說話，不管對誰有意見都可以大膽地說。女孩子也可以爬樹，男孩子也可以用花手絹，不管是誰的孩子都能吃得飽飯，不管是哪家的孩子都不能欺負人。老師不打罵孩子，而是好好地愛每一個孩子。」
「你胡說甚麼，現在哪裡不平等了？咱們本來就是平等的。再說，老師光知道愛算甚麼教育，那不亂套了？還有組織紀律嗎？」
爸爸完全不贊成。一來，她太年輕，才當了幾個月保育員就要自己開幼兒園了，胡鬧。二來，她的想法不切實際，胡鬧。第三，開個幼兒園談何容易，即便是她爸爸這樣的人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打得通關系的。蔣紅安沒有氣餒，她一邊上班，一邊收集各種故事回到家講給父親聽，可大概是她還太稚嫩，父親怎麼也聽不進去。正在她開始覺得這幼兒園大概只能靠未來真的資深的自己來舉辦時，轉機卻出現了。
有人給她介紹了一個對象，此人跟她自然門當戶對，而且還留洋歸來。兩人談了幾回，蔣紅安就講了自己的想法。誰知這人十分欣賞。碰巧他家裡就有親戚專管批幼兒園文件，於是便承諾要支持她的夢想。
他是個斯文的人，話沒有說出口，但蔣紅安卻明白。這樣的大忙可不會幫不相幹的人。如是，兩家談好，領證成家，請客吃酒。接著，接手下來一家幼兒園，各種審批辛苦跑下來，在蔣紅安 19 歲這一年，成立了「幼苗幼兒園」。她年輕沒經驗，婆婆是一位在教育部門就任多年的老幹部，便兼任校長。蔣紅安做「教育園長」。至於生源，夫家和娘家面子很大，便招來了不少雙方單位家屬的孩子。蔣紅安自己先與董建的奶奶商量，他立馬轉學過來當然沒甚麼可說的，也跟原來的幼兒園裡一些受到特別對待的孩子家裡談了，請他們轉到自己這裡來。辦幼兒園是蔣紅安的夢想，丈夫全力支持，怎麼樣教育當然由她說了算。可真的做起來，實在是難。
學校分為兩波兒孩子，家裡介紹來的孩子出身好，態度也高傲。又是關系戶，認為蔣紅安自然會特別關照他們。這些孩子耳濡目染，仿佛也懂得自己的金貴。他們在家裡被寄予很高的期望，是盼著長大考大學的。
另一波孩子，就連在原先的幼兒園裡都算是弱勢群體。他們的家長往往因為種種事情顧不得自己的孩子，更不要提學著關愛他們了。
蔣紅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會孩子們：「你們大家都是一樣的。」「我的爺爺可是局長！」當一個孩子這樣說的時候，蔣紅安要告訴他：「是呀，你的爺爺非常厲害。他的爸爸也很厲害，能爬到很深很深的鍋爐裡去！」孩子們彼此相熟之後做了朋友，便有家長來找她，說「蔣老師幫著管管我家的孩子，盡量跟好孩子交朋友。」蔣紅安又要跟這樣的家長說，我們這裡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她還不到二十歲，對於她的工作來說，長得又過於漂亮、嬌嫩，缺乏威嚴。許多家長尊敬她，一來是看在她教師的身份，一方面也是看在她婆家的面子。她年輕氣盛還為此惱火過一陣子，可後來她想，既然有幫助，就是好事。然而既然是受婆家蔭蔽，婆婆又是校長，甚麼事情都得要對婆婆交代清楚才好。尤其每天來自家長和孩子大大小小的沖突矛盾不斷，一切的觀念都還在磨合之中。
蔣紅安說每個孩子都是平等的，婆婆便教育她說：「人和人生來就有差別。別的不說，咱們社會主義的孩子跟美帝的孩子，肯定就不一樣呀。我們做教育要因材施教，你說的平等太理想化了。」蔣紅安說要用寬容的愛來培養孩子，婆婆又說：「做教育要賞罰分明，如果一個孩子只得到愛而沒有懲罰，只能成長為一個廢物。」
每件事都做得舉步維艱，蔣紅安年紀輕輕，常有撐不住的時候。她撐不住了就躲在自己的辦公室裡哭一場。一天她正在那裡哭的時候，有人敲門。
「蔣老師，我是董建。」
董建轉學到這裡時，已經五歲了，是全校最大的小孩。來到幼苗幼兒園，待在蔣紅安身邊，他像變了個人似的。個子最高，最懂道理，每天幫著蔣紅安忙裡忙外，像幼兒園的小主人。有時候很小的孩子好奇他的斷臂，他也會坦然地掀起袖子來給人家看。小孩子問他「你還疼不疼呀，你的胳膊還會不會長出來呀，」他也耐心地一一作答。
這一天他敲門進了蔣紅安的辦公室，看到她眼睛紅紅的，就問：
「您是躲在這裡哭鼻子嗎？」
「是呀，我需要在這兒哭一會兒。」
「我能跟您一起哭嗎？」小小的小夥子紅著眼眶問。
師生兩個彼此擁抱著哭泣了好一會兒，蔣紅安問他發生了甚麼事。董建說：「王興軍問我的爸爸犯了甚麼罪，是不是要償命。」
「那……我去找他談談。」
「沒關系，我只是想我的爸爸了。奶奶說爸爸還有八年就出獄了。蔣老師，八年有多長啊？」
蔣紅安聽得一陣心酸。「八年對你來說，大概很長很長。」
董建難過地低下了頭。
「但我想你爸爸也像你一樣非常想念你。」
「真的？」董建抬起頭來，瘦小的臉蛋上滿是驚喜。
「嗯。」
兩年時間眨眼過去，董建就要升入小學了。把他送走前，蔣紅安問他將來的理想是甚麼。
「我的理想是爸爸出獄回家。」
蔣紅安聽了說：「這不算理想，理想是指你想成為甚麼樣的人。」
「我，」小夥子認真地說：「我想成為跟你結婚的人！」
蔣紅安哈哈大笑：「這也不算理想呀~」
「那……那我的理想就是，要當一個又勇敢又好的好人，就像你一樣！」
辦幼兒園日子稍久，蔣紅安感受到，教育孩子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對上說服婆婆、對下溝通家長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可自己再怎麼堅定無畏，所謂的威嚴和閱历都不是一朝一夕能獲得的。若想獲得話語權和尊重，恐怕只能學習更多的知識了。
她一邊工作、一邊讀書，把國內外先進的幼兒教育、心理發展方面的書無論好壞都讀了個遍。一邊讀書、一邊寫心得，學得用心，當然也紮實。有了知識就有了底氣，再跟家長們談起話來，她便越談越好。婆婆是個理性穩重的人，她冷眼看著蔣紅安日日夜夜做的一切，逐漸開始佩服她。在她哪些事處理得不夠圓融、成熟時，她也毫不客氣地插手點撥。如此幾年過去，一切努力終於有了成果。講道理的好家長越來越多，於是也有了越來越多開朗、健康的孩子從她這裡畢業。
可是隨著這工作如火如荼地進行，她的「後院」起火了。她的年紀日益接近 30 歲，卻還是沒有當上媽媽。家裡人都坐不住了。說起做媽媽，蔣紅安並不抵觸。可她不知怎麼的就是懷不上。丈夫三天兩頭要她去檢查身體、紮針灸、做理療，可她工作忙得不得了，基本的檢查做完了，其他的就反複推拒。父母更不滿意，幹脆在上海給她找了一位名中醫，要她去調理半年。可她一時一刻也放不下她的幼兒園和孩子們。這下可好，父母直接趕來勸她。他們說她身體要是沒有毛病，那就是工作壓力太大鬧的。女人還是要顧家，歲數也不小了，生個孩子才最要緊。丈夫心裡不滿，跟她三天兩頭地打架。這樣一打架，種種不滿都吵了出來：「哪有像你這樣的妻子，我下班了你還不下班，到了家裡連飯也不燒，只知道當個蛀書蟲。我的衣裳髒了你也看不見，叫我到單位被人家笑話！」
蔣紅安方寸不讓：「婦女能頂半邊天，難道我這半邊天就是生孩子燒飯洗衣裳的？」
家裡只有一個人沒有勸她放棄工作，就是她的婆婆。她既沒有勸自己兒子理解妻子，也沒有勸親家夫婦，只是一切如常。蔣紅安知道，她自己也是一個很有思想、熱愛工作的女性。可雖然她也熱衷於事業，到底沒有耽誤了生養一個有出息的兒子。既不顧家又不生育的職業女性，不管怎麼說都是理虧。
吵到她 33 歲這一年，丈夫突然不跟她吵了。她回到家裡，丈夫一個字也不跟她說。憋了一陣，終於攤牌：丈夫在外面有了女朋友，人家才 23 歲，已經懷孕了。
明明是丈夫犯了錯，可親戚朋友、左鄰右舍裡，要說同情蔣紅安的，恐怕連也一個也沒有。公公當著她的教訓兒子說：「不管怎麼樣，你這樣也不道德呀。」「不管怎麼樣」這幾個字，確實是在指責蔣紅安了。
蔣紅安心裡很痛苦，多麼希望哪怕只有一個人能站在她這邊。她和丈夫鬧得不可開交正到了矛盾頂峰時，婆婆突然對她說：「我快退休了，這個校長我就不幹了。讓給你吧。」
34 歲時，丈夫的孩子出生了，她也離了婚。這一次的離異無疑給父母抹了黑。見了面，他們都沒有別的話，只一味勸她趕緊找對象再婚，女人沒有丈夫是不行的，不要再那樣專心忙工作了。更何況，她本來就懷不上孩子，如今歲數也大了。
蔣紅安被介紹了無數對象。她如今中年離異，雖然還是漂亮，「身價」卻暴跌。無論對方長甚麼糢樣、做甚麼工作、帶不帶孩子，蔣紅安一見面總是先問：「我要專心忙事業，你能不能接受？」
「你這是怎麼回事？」老父親氣得夠嗆。跟她見過面的人回來都說，她這個人氣質好，又是教育領域的，就是實在是一個女強人，高攀不起。這話說得客氣，實際上就是在說她不顧家，態度不好，瞧不起人。「你幹脆別幹了！別的女人做幼教是為了甚麼？還不是為了給自己今後的孩子提供好的條件？誰不是結了婚就把生活重心放在家庭裡？你倒好，本末倒置！」
蔣紅安不跟父親爭執，她知道觀念不一樣，爭也是白費功夫。她說：「我也不是不想再找，是人家真沒看上我。」
就這樣一位接一位相親過去，時光飛逝，她已經 37 歲了。
個人生活沒著落，畢業的孩子卻桃李滿天下。董建年年都來看她，小夥子越長越高，性格也越來越好。他小學畢業時，已經比蔣紅安還要高了。他在幼兒園裡陪著小孩子玩鬧，給他們讀書講故事，蔣紅安眼前一花，倒覺得他像一位不錯的老師。放學了，董建留著幫她打掃學校、整理書本和玩具，十幾歲的孩子繃著個臉，倒想有心事的樣子。
「蔣老師，我爸爸回家了。」
「真的？！」董建最大的願望就是爸爸能回家。他的奶奶在幾年前去世，如今寄養在舅舅家。連媽媽都跑了，舅舅更不待見他，他名義上由舅舅撫養，實際上一直一個人生活在奶奶留下的空屋裡。現在爸爸終於回家了。「你一定很高興吧？」
「我很高興。」董建說著，臉上卻沒甚麼高興的神色。「我問了爸爸好多問題，他犯了甚麼罪，為甚麼會坐牢，原來他是是為了給朋友處一口氣才打傷了別人。我爸爸不是壞人，我真的很高興。」
「太好了，我也為你高興。」
「但是……」他難過地捏著衣角說：「我爸爸要帶我到深圳去發展。我們馬上就要走了。」
蔣紅安聽說深圳是個生機勃勃的新城市，董建爸爸這樣計劃，確實有道理。「那你為甚麼這麼難過呢？」
「我走了就不能回來看你了呀。」董建皺著眉頭說：「不過你對我說過的話我會永遠記得。」
37 歲時，朋友介紹了一位性格十分靦腆的男士。他一見到蔣紅安就傾慕不已，她的善良和聰明，她的氣質外貌類拔萃。他又聽了她做事業的想法，佩服得不得了。蔣紅安說：我工作很忙，能把自己照顧好就不容易了，再要照顧家恐怕就力不從心了。男士說：「用不著照顧家，我會把你照顧好。」她又說：「我已經過了歲數，再想生孩子恐怕不可能了。」男士又答：「咱們兩個人好好地過日子，沒有孩子我不在乎。」
就這樣再婚，丈夫溫柔極了。他的承諾全都兌現。一日三餐、按摩調理、出行辦事，他事無巨細把蔣紅安照顧得妥妥帖帖。「蔣老師的老公好愛她」，連小朋友們都看得出。「他跟你在一起的時候眼睛裡全是星星。」
蔣紅安便安心忙著自己的幼兒園。她把學校一步一步地擴大，不光做得十分完善，也把自己多年來讀書和工作的心得寫成了書。這些書都是給家長們看的。她已經越來越成熟，越來越沉穩。她知道每一個暴躁的家長、自私的家長、冷漠的家長，都有自己的問題。他們也需要一個溫柔的老師。而她的年紀漸長，也終於有了這樣的資格。
45 歲這一年，發生了一個意外。
蔣紅安竟然意外懷孕了。
誰能想的到，一輩子甭管怎麼努力也懷不上孩子的人，已經是個老太太了，竟然懷上了。丈夫開心極了，他原本就把蔣紅安視如珍寶，如今更加捧在手裡怕化了。這麼一來，蔣紅安便覺得十分難開口。糾結了許久，她好好跟丈夫談，不想要這個孩子。
年紀太大，生孩子的風險太高。學校這時正面臨著遷入新園區，環境、教師、招生，海量的工作等著她去做。一本新書正在孵化，她也不可能躺著不動。
誰知丈夫這樣一個向來言聽計從的人，這回卻咬死了不同意。見到蔣紅安拼命堅持的樣子，他哭了。他說自己為蔣紅安做了這麼多，只想要一個孩子，只要她給自己生一個孩子。
蔣紅安心軟了。她約好了診所的時間也沒有去，丈夫勒令她臥牀休息，她也照做。可那一天下午，學校打來電話，說幼兒園有個孩子爬樹摔下來骨折了，她便殺到學校去，誰知從學校回來的路上，便感覺到了不同尋常的熱流。
這孩子，還不如不來。他來了又走了，夫妻倆相親相愛的日子再也回不來了。他們又開始爭吵，互相指責。蔣紅安發現丈夫心頭有很多積怨。原來這麼多年她以為的理解和關愛竟然是建立在缺乏溝通之上的。失去的孩子就像打開了他的一道閘門，使這些擠壓的怨氣十倍二十倍地噴薄了出來。每當她盡力想要跟丈夫好好談談時，丈夫便說：「我這樣的態度都是被你逼的！」
她只好花很長很長的時間工作。夜裡也藏在學校裡讀書寫稿。一天傍晚，孩子和老師都離開學校了，保衞卻說有人來找她。她遠遠地看到來的人高高的個子，卻有一直袖筒明顯地空空蕩蕩。蔣紅安很高興，招手喊他：「董建！好久沒有你的消息了！」
他上初中後，跟著父親去了深圳。轉眼這麼多年過去，也是個中年人了。可他站在那裡的樣子還是當年的小朋友，而蔣紅安向他招手的樣子，好像又變成了 19 歲的少女老師。
「老師，我回來創業了。」做這個決定很艱難，但他提起要做的事情，眼睛裡閃閃發光，又自豪又不好意思。「您一切都好嗎？」
「挺好，挺好！」蔣紅安環視著這個傾註了自己畢生心血的學校：「你看，我們現在有這麼大的教學樓了，孩子也很多了。」
「那您自己呢？身體好嗎？」
「沒甚麼不好的！」實際上，身體的損傷和婚姻生活的煎熬使她氣色很差，誰都看得出來。董建擔憂地望著她，蔣紅安就嘆了口氣說：「人吶，勁兒使在這個地方，忽略了那個地方，就要漏氣。我是天天年年地忙著辦學校、做教育，家裡呢？吵翻天了。」她自嘲地笑了一下。「一個女人，事業成功，家庭失敗。你說，這算是成功還是失敗？」
董建聽了沒有做聲。他低下頭沉默了一會兒才說：「我不知道別人怎麼定義您成功還是失敗。在我心裡，您是天底下最成功的的老師。我記得您當時對班裡的小女孩說，你是最棒的，誰說女孩子不如男孩子，你都不用聽。因為他們說得不對。您也是，憑甚麼家庭失敗了，作為女人就該是失敗的呢？」
48 歲，蔣紅安終於結束了第二段婚姻。父母也老了，他們對她再失望，到底也無法再說她甚麼了。她又工作了十年，退了休，一個人住，一個人買菜、做飯、看看電視。實在閑的難受時，她就到學校裡去溜達溜達。看看年輕的老師有甚麼難處，看看小朋友們好不好，看一看學校門口的家長們見到自己的小孩時的笑容。
一天，當她站在那裡笑眯眯的時候，一位媽媽撲了上來。這家長也三十多歲了，可她卻一把抱住蔣校長的胳膊，扭股糖似的撒起嬌來：「蔣老師，你還記不記得我呀？」
定睛一看，是蔣紅安年輕時教過的一位小朋友。「丹丹！是丹丹吧！」
「是我！是我！我把我的小孩也送來了！」
畢業的學生回來看她得多得很，他們也源源不斷地把自己的小孩送進蔣紅安的學校。這個叫丹丹的「畢業生」卻特別能撒嬌，因為她沒想到蔣校長竟然已經退休了。小孩來了好幾天，終於逮到蔣校長。
她揪著自己放學的小孩一路粘著蔣校長，自己這些年的經历，嘰嘰喳喳說個不停。「啊，有時候又累又沮喪，真想再回您的幼兒園當幾天小朋友。充充電，打打氣。」
這句話明明只是撒嬌，卻在蔣紅安心裡紮了根。她有時到學校去，看到門口堆著的家長們。他們工作了一天，站在這裡等著接孩子。他們的臉上寫滿了疲憊和壓力。
要想當好家長，首先得做一個快活的人呀。他們想不想當幼兒園的小朋友，充充電，打打氣呢？
已經退休的蔣紅安，又開始辦新的學校了。給已經長大成人的辦一所學校，讓他們重新開始當一次小孩子。重新愛他們，重新鼓勵他們。大人來當小朋友，既不用哄也不用抱，但卻比小孩子更難接納教育，更難接受自己。有些學生在她的學校裡一獃就是一年，幾乎算賴著不走。蔣紅安心裡倒挺高興。
不光是療愈他們的地方，也是療愈自己的地方呀。
一個周末，蔣紅安家裡的大米生了蟲。她正在家裡戴著老花鏡艱難地撿米蟲，有人敲門。開門一看，是董建。
自從他從深圳回來創業後，每年總要抽時間來看看自己的蔣老師。無數創業公司前僕後繼地倒下，董建卻越做越大。「企業家」、「成功人士」、「年輕有為」，當然還有「身殘志堅」、「白手起家」等一個個標簽貼得滿身。可他到了蔣老師這裡卻蹦蹦跳跳，一進屋就搶遙控器：「快看快看，電視上採訪我！」
他把蔣老師的大米桶抱在身前幫她挑蟲子，一邊獻寶似的給她看他上電視接受專訪。
女主持人問他：「您小時候家裡很貧困，據說您是盲眼的奶奶一個人養大的，還因此出了意外。而且您的學历也不算很高，可是很多人都說，在您創業的過程中對抗風險和競爭時做出的決策顯得超乎常人的冷靜和有條理，而您在創業路上面對道德抉擇時又總是顧全人權和人倫。感覺您受過很高水平的教育。」
「你說對了！」董建在電視上笑逐顏開：「不要看我家裡困難、身體殘疾，學历還不高，我還真就受過很高水平的教育。我這一輩子，既不怕艱苦，也不怕失敗，就是因為在我很小的時候遇到過一位老師。幼兒園老師！」
聽到幼兒園老師，女主持人和現場的觀眾都笑了起來。董建也笑著說：「我這位老師，當年才十九歲就自己開辦了一所幼兒園。我到現在都覺得，她開這幼兒園，完全是為了我！」
四十多歲的成功人士滿臉孩子似的自豪。所有人又笑起來，蔣紅安坐在電視前也笑了。
電視裡的董建說：「她創辦了這所學校，教給像我一樣的所有孩子，愛自己、愛別人，要有自信，要有勇氣。她教我的這些東西，就是我這一輩子最珍貴的財富！」
蔣紅安沒有說話，她悄悄抹去了一滴眼淚。坐在身邊的董建也莫名地不好意思起來。過了一會兒，蔣紅安對他說：「你說得沒錯。我這幼兒園，當初就是為了你才要辦的。」
「哈哈哈，我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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